华为老将余承东,字典里没有躺平 原创

余承东的“华为三部曲”

作为一名华为老兵,55岁的余承东没有一天离开过战场。

6月29日,余承东现身西安,在母校西北工业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作为校友代表致辞。这是他多年来罕有的不讲技术和产品,而是回首自己前半生的机会。

在17分钟的脱稿致辞中,余承东总结自己用了三个词:性格比较内敛内向、喜欢默默无闻、内心非常安静。

这种典型的理工男风格与他在商场上的果敢和张扬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前媒体更多用“好战”“狠劲”“华为于危难之际的猛将”来形容他,甚至任正非也用“余疯子”叫他。数次带出了华为最强悍团队,无线通信做到世界第一、将华为手机拔高到中高端领域。

余承东执掌华为无线业务、终端业务期间,华为的商业价值和品牌影响力水涨船高。

华为老将余承东,字典里没有躺平

2014年,在本可以退休的年纪(华为惯例,工龄8年以上,达到一定职位,45岁即可退休),余承东选择留下,规划要工作到60岁。那时的他或许还没想到,五年后,在华为至暗时刻,他临危受命带领华为转战智能汽车。

对于华为来说,余承东留给外界的印象非常鲜明。底层里摸爬滚打过、把“第一”挂在嘴边、谈起产品就是直白的四个字--“遥遥领先”。

他营造出来的极具反差感的“里子”和“面子”,吸引了一众消费者的关注。连360董事长周鸿祎忍不住调侃他,“能为公司省下十几亿元市场营销费”。

如今要攻下智能汽车这块领地,余承东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 01 幕后

余承东的草莽气息很重,这源于他从偏远农村走出来的早年经历。

1969年,他出生在安徽大别山区霍邱县的一个偏僻乡村。那里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余承东的童年与贫穷和劳作为伴。尽管如此,他从未放弃对学业的追求。在中小学时期,他的成绩一直名列第一,成为了班级乃至学校的佼佼者。

高考是余承东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1987年,他以全县应届高考理工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了西北工业大学,成为了自动控制系精密仪器专业的一名新生。

余承东表示,“这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一专业,也是从霍邱二中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

对于一个来自偏远山村的孩子来说,这是一次鲤鱼跳龙门的飞跃,也是他获取更多资源,逆天改命的开始。

当时西北工业大学凭借航空、航天、航海“三航”的特色,位属中国15所重点建设的院校之一。在教书育人方面,该校实力相当强劲,据航空工业的统计,航空工业的总工、重大型号总师、特级专家及国家三大奖获得者中,西工大校友占据了60%以上。知名校友有尹泽勇、于起峰、张庆伟、葛森、杨伟等院士及总工程师的人物。

余承东回忆道,1991年,自己曾在毕业留言册中立下成为“总工程师”的志向。

大学期间,余承东参与了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的自动化控制系统项目,负责软件编程和系统调试等工作,这是他最早的团队实践经验。同时余承东也在学生会上崭露头角,课余的文艺晚会、运动会等校级大型活动让他尽早锻炼了组织和管理能力。

毕业后,余承东留校在飞机系503教研室担任老师。

余承东坦陈,对于那时候的他来说,留校任教属于折中之策,差一点就要直奔新疆马兰基地,参与核试验或相关的科研工作。而作为家中的经济支柱,考虑到需要资助家中弟弟妹妹的学业,他听从父亲建议,选择了待遇相对更稳定的教师工作。

但读书的火种依旧在胸口燃烧,两年的短暂工作之后(1993年),余承东自学成功考取清华电子工程系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的研究生。

就在研一这年,借着到深圳做项目的机会,余承东听说当地有家200多人的公司,规模不大,却有一大批从天南海北而来的青年才俊。诸如放弃清华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郑宝用(1989年进入);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当时已有十年经验的孙亚芳(1992年进入);华中理工大学首届少年班,入职两天火箭式晋升的李一男(1993年进入)。

华为老将余承东,字典里没有躺平

郑宝用、孙亚芳、李一男

这便是余承东与华为的缘起,从华为第一代程控交换机的开发人员做起。这时的华为做的还是国产自研通讯设备的生意。

余承东提到:“在工作中,我不善于交流、不善于沟通、不善于表现,可能也是最晚才能脱颖而出的人。”但实际上,这只是他的谦辞,入职一年后,他便主动请缨,要在华为成立无线电部门,攻坚当时最前沿的3G技术。

这件事情的难度极大。公开资料显示,2000年左右华为一年营收约为90亿,若投身3G至少要拿出40亿做为研发费用,而且当时国内大陆市场迟迟没有发放3G牌照,决定了这件事的难度升级--必须要将目光投向海外,寻找新的市场机会。

这是华为内部第一次产生“反余”情绪。换言之,这也是任正非做为“伯乐”,力排众议对余承东的赏识之时。

后来的事情被大家熟知,华为3G产品的出海第一站选在了香港。为了确保首战告捷,华为采取了非常举措:通过借款和投资的方式,成功获得了香港Sunday运营商的3G订单。这一成功案例随后被华为用作标杆,向全球客户推广其3G解决方案。

后来,华为通过3G技术和配套的手机终端业务来推动整个3G解决方案的销售,成功突破了欧洲和日本的高端市场,成为多家国际知名运营商的3G合作伙伴。直到2013年,华为销售收入首次超越了过去的行业老大爱立信,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商。

这个过程中,余承东参与了技术研发、产品架构、3G国际标准制定、市场拓展,集多角色于一身。此时的他,距离当初立下的“总工程师”目标近在咫尺。

“我是华为公司的第一个六级工程师、第一个七级工程师,都是代表当时华为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工程师,也是华为公司第一个专利的撰写者、获得者。”余承东还提到,“在华为获奖的一些产品中,有很多人说是我发明的,但是,自己坚决反对把名字给放上去,虽然我确实是技术主导。”

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余承东居于幕后,性格里的内敛让他在公众视野中保持了一定的神秘感。尽管如此,他对技术的理解和对市场趋势的把握,开始让他在华为内部举足轻重。

 

▋ 02 台前

过去为了铺开3G业务,华为做起了手机这一终端硬件的生意。

2003年,华为成立手机业务部,目的是给运营商做白牌手机。但据任正非所述,华为终端业务是被逼上马的。在3G系统的销售压力下,配套的手机业务是解题诀窍。

但问题在于,当时华为的手机业务并不突出,主要生产面向中低端市场的功能机和广告商贴牌业务,这些业务利润微薄,无法为公司带来长期可持续的增长。

食之无肉,弃之有味,手机这一终端业务成了任正非的心病。

根据相关报道,任正非一度想要卖掉手机部门,还好当时华为总工程师郑宝用竭力劝阻。无人可堪重用之际,余承东主动请缨,从华为无线事业部“转战”华为手机事业部。

实际上,那时的余承东已经在华为站稳脚跟,他所在的欧洲无线事业部蒸蒸日上,2010年之前华为无线在西欧市场取得了9%的份额,只要维持这个态势,华为就能拿下当时欧洲最大的市场份额。但余承东还是要接下半死不活,和“高科技”毫不沾边的业务。

这一年,他41岁。是他骨子里草莽气息的第二次展现,同时也掀起了华为内部的第二次“反余情绪”。

余承东不按常规出牌、不满足于现状、有改变游戏规则的欲望,一上任就采取“一步到位”的转型--砍掉了不盈利的低端手机业务,转而专注于高端智能手机市场。

他是怎么定义华为手机的呢?

在2014年由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中,余承东回应道,“我们的品牌不会是大众,至少要是奥迪,或者保时捷。”而更准确地说,余承东认为华为是一个长跑型选手,不会谋求短期利润。

要知道,他之前将无线业务跻身欧洲市场第一,用了他18年,成功兑现了他在20多岁时的承诺--成为世界第一。但在手机业务上,同样的承诺第二次出现,余承东还是要赌。

具体过程不再言说,余承东赌赢了。2018年华为手机销量突破2亿台,成为中国销量第一,两年后又超越三星成为世界第一。

当时华为手机在国外的广告策略多样化,也是华为这一品牌与全球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建立联系的关窍。

例如华为2015年在美国市场的广告片"Dream It Possible",是与好莱坞影视制作公司Wondros合作打造,讲述一个女孩勇敢追梦的成长过程,与美国所颂扬的个人价值相符。

在埃及,华为推出了一款提升续航能力的智能手机广告,强调消费者可以安心使用,不必担心手机电量问题 。

在澳大利亚,华为的一系列海报则着重说明手机的可触控性和功能的多样性,如"Finger Fun"等,展示了华为手机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

在国内的手机发布会上,余承东喊出的“遥遥领先”一次次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华为在 5G 通信领域的领先地位,让美国开始打压华为。2019年,美国开始发起对华为的全面制裁。从最初的限制美国运营商与华为的合作,到全面限制华为使用美国技术、软件和芯片等 。

这是华为成立以来的至暗时刻。

这时候有人会说,是余承东对手机业务的“执拗”,直接面向消费者把华为拖入一个难以掌控的境地。但又有多少人能像余承东一样,在华为几次危机时刻挑起大梁。

 

▋ 03 第三次任命

在美国对华为实施全面制裁期间,2019年,华为调整业务结构,强化了云业务、数字能源和智能汽车部件等业务。同时,华为对余承东做了第三次任职调整:由他和团队作为尖刀队,带领华为进军汽车市场。

至此,余承东本人也经历了个人角色的转变,从技术专家到企业领导者。他笑称,“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我是被逼到了管理层的岗位上。”

事实上,任正非对智能汽车的业务非常坚决,“不造车”,只涉及软件,开发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等核心技术。也就是利用其在ICT技术领域的积累,帮助合作伙伴设计和制造优质的汽车,而不是直接进入汽车制造业。

有意思的是,这五年来,余承东作为智能汽车业务的负责人,留给外界的印象是:一直在试探华为高层对于“直接参与造车”的底线。

此前有媒体得到华为员工的内部消息,称余承东是担心未来很多大中型车企会自研核心技术。如果华为仅作为一个核心技术供应商,很难讲清楚如何形成商业闭环。

两股力量在华为内部暗涌,以至于再传“倒余”的声音。

但退一步讲,华为也没有直接说和余承东有分歧,只是业内猜测,而余承东在其位上也多次对媒体公开表态:他面前最重要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华为造车与否,而是如何让外界理解华为与车企的合作模式,并通过这套模式实现商业成功。

如果从这些捕风捉影,尚无定论的事情中抽离出来,只谈一个问题:为什么华为不造车?

首先,华为与整车厂的关系将从昔日的合作伙伴变为直接的竞争对手。

这一转变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从技术合作到市场竞争,从产品研发到品牌推广,华为都需要重新定位自身在汽车行业中的角色。以及作为整车制造商,华为还需要遵守更多与汽车制造和安全相关的法规,并可能参与到行业标准的制定过程中。

其次,华为造车将改变上下游产业链的供应关系和管理方式。

从原材料采购到零部件供应商的选择,再到库存管理和物流配送,华为需要构建起一个高效、可靠的供应链体系,以支撑整车制造的复杂需求。同时,销售与服务网络的建设也将是华为造车战略的关键一环,包括建立经销商网络、维修站和客户服务中心,为消费者提供全面的销售和售后服务体验。

然而,这个方案总结起来就是六个字:太烧钱、太耗时。

此外还有一层顾虑是,华为的品牌形象和商业模式。

从华为的角度来看,它是一家典型的高科技公司,以高附加值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为核心。而汽车行业的利润模式与之大相径庭。即便是像大众、宝马这样的知名汽车品牌,在中国市场上,最赚钱的往往是它们的汽车金融部门,而非汽车销售本身。比如通过提供车贷分期,24个月或更长时间的贷款周期来实现盈利。

任正非对依赖金融部门来“以钱生钱”的盈利模式并不看好,至少是优先级靠后的。

这一点可以从他过往的内部讲话等种种迹象中看出。比如华为坚持不上市,再比如2022年任正非内部讲话中预判未来三年趋势是--全球经济将面临着衰退、消费能力下降,华为宁可边缘业务全线收缩和关闭,不能仅以销售收入为目标。

同样,这也是为什么即使苹果公司有能力造车,却也不进入整车制造领域的原因之一。毕竟,没有人会怀疑苹果造出的车会缺乏市场。但苹果可能认为,其商业模式与汽车制造业的商业模式相去甚远,因此选择了不同的战略方向。

更进一步设想一下:

如果华为造车,发生了事故,责任归谁?这将涉及到保险、法律责任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你能想象任正非与这些问题挂钩吗?能想象到有人举着牌子抗议华为吗?

作为华为的一名工程师,早已习惯于与技术和数据打交道。如果突然要面对一群愤怒的人群,指责一台车的保险价格不公,或者产品性能还是很差。

这或许也是余承东的顾虑所在。

但问题也在于此,余承东为大众熟知更多源自在C端产品的成功,而坚持不造车的华为要做的是to B的生意,余承东这一次还能行吗?

值得注意的是,有长期关注汽车的业内人士表示,华为把汽车业务分拆出去成立独立公司,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华为注入品牌和技术资产进行控股,再去社会融资,做成了华为是最大受益者,做不成也是独立公司,不足以断送华为已有的成果。”

2024年1月,深圳引望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成立,背后由华为100%控股,出资10亿元,传言就是华为车BU分拆独立后的新实体,将成为华为做大汽车业务的新载体。

有了华为给的这层底子,或许余承东的发挥空间会进一步打开。

最新消息显示,2024年7月2日晚,与华为合作的车厂赛里斯发布公告,拟25亿元收购华为问界商标。华为方面表明信息属实,未来华为将继续支持赛力斯造好问界、卖好问界。

这也意味着,华为一贯坚持不造车的态度更加明确。如今作为这一业务的直接话事人,余承东要做的或许只剩下两件事:技术研发和战略合作。

 

▋ 04 从未躺平

今年,余承东在华为的征程已迈入第31个春秋,他的足迹从无线业务跨越到终端业务,再至如今的智能汽车业务,演绎了属于他的“事业三部曲”。

在他的字典里,“躺平”从未有过一席之地。从农村到象牙塔,从象牙塔到初创公司,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即使在逆境中,他也会用行动和决心诠释出一个不屈不挠的“战士”形象。

正因为如此,余承东重返母校西北工业大学发表致辞,其意义非同凡响。

他特别强调了重新汲取“三实一新”校风的重要性——即基础扎实、工作踏实、作风朴实、开拓创新。换言之,华为老将余承东,用他的行动诠释了这十六个字。

只要心中有火,眼里有光,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

他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奋斗,都在证明,不留退路,做啥都要第一,这就是余承东,这就是华为精神。

 

本文作者 吴彤 长期关注AI技术和落地,系统记录科技的每一次变革,欢迎各位同道加好友交流,微信号:icedaguniang。

来源:至顶网码客人生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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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07/04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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