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国成了“黑户”——一位程序员的坎坷移民路 原创

在上一篇文章从阿里辞职后不再内卷——一位德国程序员的“躺平”之路中,成功移民德国的唐小牛曾说过“国外的月亮并没有比中国的圆”,他的朋友王小曾就是个典型的例子。相比于唐小牛的顺利,王小曾的德国移民路可谓处处坎坷。

 

01

 

王小曾喜欢追求“WLB”(work-life balance),即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2006年,他的第一份编程工作就是朝九晚六,双休不加班。那时互联网行业刚兴起不久,国内还没有996的风气,王小曾在长沙一个月拿着2800元的薪水,生活轻松又惬意,他特别喜欢这样的工作节奏。

2010年,王小曾加盟华为南京。看着合同上翻了几番的工资,他高兴得合不拢嘴,但与之相伴的一份《奋斗者申请协议》也推到了他的面前。协议规定员工要自愿放弃带薪年休假、非指令性加班费和陪产假,以此保证自身成绩考核达标和获得相关分红、配股。除此之外,每个月还要放弃一天的双休,实行大小周。当然,这份文件的签署是出于“自愿”的,但如果不签署这份文件,将不保证年终奖、股票等福利的发放。

最后,虽然不情愿,王小曾还是签下这份文件,从此他开始了995的生活。白天他有开不完的会,工作只能拖到晚上再去做,并且很多会如企业文化培训对于他的工作进展没有实际帮助,这让他烦不胜烦。(ps:想要了解华为的工作模式,可以参考过往文章在华为的试用期,我决定离职)在项目紧张时,他们部门至少要工作到晚上十点、十一点才能走,他经常会在晚上九点接到女朋友的电话,抱怨他为什么下班了还不回家。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如果他加班到了凌晨四、五点,第二天他还是必须要在十一点前去公司打卡上班。

日常时间的压缩,假期的压缩让王小曾明白了什么叫“狼性文化”,他整个人就像被拧紧的发条,虽然多得了几千块钱,但他也付出了更多倍的时间与精力。长期的加班压力让王小曾的睡眠受到了深深地影响,他无法再进入深度睡眠,第二天也永远是十分疲倦的状态。在华为工作一年后,他意识到:原来自己20多岁就已经加不动班了。于是王小曾果断离职,开始在外企辗转,再也不想考虑国内的互联网大厂。

2019年,在上海的一家小型外企公司,已经是资深工程师的王小曾被叫到了VP办公室。VP很遗憾地告诉他,最近的裁员名单上有他,希望他签署这份文件后第二天就不要再来了,从下个月开始公司不会再帮他交社保。王小曾警惕地拒绝了签署文件,通过他的法律朋友向公司要到了2N的赔偿。可社保毕竟断缴了,当时王小曾已经连续缴纳四年社保了,还差三年就可以居转户拿到上海户口,而这一切都被裁员打乱了。

联想到自己的孩子即将面临上学问题,以及未来申请上海户口的复杂程度,王小曾做出了一个决定:不然去国外拿永居吧,那可能会容易得多。

殊不知,他的移民之路远比他想的坎坷许多。

02

 

2019年9月,王小曾在国际招聘网站开始漫无边际地投递简历,他采取的策略是“广撒网,多敛鱼”,当时除了美国,他基本全世界都投了一圈。和国内企业面试喜欢“八股文”不同,国外的许多公司都喜欢考算法题,考察面试者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此王小曾认真准备了LeetCode的练习,三个月后,他成功拿到了德国Zalando公司的offer。特别巧的是公司发offer的那天,正是圣诞节的前一天,西方随即进入了两周的休假状态。相比于三个月,未来两周的等待,王小曾心里是愿意的,他甚至觉得在圣诞节这样的节点拿到offer,可能冥冥中在预示着自己移民的选择是正确的。

2020年1月19日,王小曾和公司多番协商,再次调整了工资等细节后,终于签下了这份offer。恰逢临近中国春节,王小曾踏上了回老家的火车,这一路他心情舒畅。第二天,他看到了钟南山在电视上宣布:新冠病毒有人传人的现象,中国抗疫全面开始!随即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抗疫斗争,武汉开始封城,上海的街头也基本看不到人,人们尽量足不出户减少感染的几率。

王小曾在居家的焦急等待中,开始申请工作签证,因为文件不齐全,他的申请被多次打回。直到三月底,他终于拿到了德国的签证。但上天好像冥冥中又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疫情的蔓延,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全世界都爆发了大规模疫情,欧洲更是疫情的重灾区,当时德国每日新增两万例感染病例。与此带来的是欧洲多个国家禁止入境,同时中国与多个国家的航班也因为疫情暂时取消。Zalando公司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就将王小曾的劳动合同从4月延期至5月,并允许他在家远程办公。

虽然王小曾并没有依照预期到达德国,但当终于开始正式工作后,他还是松了一口气。从去年9月到今年5月整整8个月的时间,他一直处于没有收入来源的状态,同时他还背负着6000元的上海房贷,全靠过去的积蓄支撑,经济上有不小的压力。

正当王小曾的生活有条不紊地进入正轨时,意外又发生了。伴随疫情的好转,2020年8月公司通知他必须尽快入境,因为按照德国的法律规定,像王小曾这种情况是不允许他在德国之外工作超过3个月,否则就要强行休无薪假期。一旦这样,他就彻底没有收入了。于是他急急忙忙订好机票,赶在9月前坐上了飞往德国的飞机。

机窗外碧海蓝天的景色并没有让王小曾的心情变得轻松,因为在临行前,他的上司曾经找到他进行过一次“谈话”,暗示他的表现不佳,可能无法通过试用期。他唯有寄希望于去德国后更加卖力地工作。

我在德国成了“黑户”——一位程序员的坎坷移民路

王小曾飞机落地前在空中俯瞰柏林

德国之路,道阻且长。

03

在德国开始工作后,实际情形并没有王小曾预期的那么好。

因为疫情需要隔离的原因,他被公司安排在了柏林的一家小酒店办公。工作上虽然和同事间没有了6小时的时差,但无法面对面沟通,再加上文化的差异,依然没有人带他快速上手业务,这实际和他在中国远程办公并无不同。

我在德国成了“黑户”——一位程序员的坎坷移民路

王小曾居住酒店外的景色——“柏林电视塔”

王小曾之前一直熟练运用的是java技术,而这份工作需要他运用的是Kotlin和Scala语言,快速掌握两门新技术运用到不熟悉的业务中,并在一两天内实现相应功能,这对于王小曾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每次在大家领取工作任务时,王小曾只敢选择最简单的任务去做,尽量做到不出差错。显然,这样的表现并不能让他的上司满意。

虽然他希望他的上司能够帮助他快速提升,但沟通几次后,所谓的“提升”就是他更加了解了公司的组织架构、团队业务等流程化的东西,这对于他的工作效率并没有什么太大帮助。

在这样的状态下,王小曾在柏林的酒店工作了一个月。10月初的一天,公司安排了一个会议,包括他、他的上司和HR,他意识到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要发生了。果不其然,在会议上,HR很遗憾地告诉他没有通过试用期,他最多可以干到月底,按照德国的法律,10月的工资会照常发放,同时他和公司的合同就彻底结束了。当他与上司沟通,让上司对他的工作进行评价,他的上司指出了他没有“ownership”精神,即主动跳出来解决团队难题的精神。

来到德国的第58天,王小曾失业了。但比失业更糟糕的是他的签证9月份到期了,而他新申请的“蓝卡”还在走流程,德国政府低效的办事效率让他的新身份“遥遥无期”。没有工作,又没有签证,王小曾在德国不满两个月就成为了黑户。按照德国的法律规定,他将不得离开德国境内,如果私下离开,他会被德国列入移民黑名单,永久不得再进入。他向外管局咨询了这一情况,唯一庆幸的是德国外管局回邮件称在没有进一步通知前,他可以继续放心找工作。

但除了身份,金钱也是个问题。当初王小曾只带了3000欧来到德国,他原本考虑有了工资就无需再担心金钱的问题。计划没有变化快,如果他不尽快找到工作,德国的高额花销和房贷压力仅够他在德国支撑三四个月。

顾不得整理心情,王小曾迅速将自己LinkedIn的状态改成了“人在德国,欢迎大家来招聘我”。同时他开始疯狂投简历,每天投十几甚至上百份,有时半夜惊醒会再去投一批。这时他的大厂背景成为了他找工作的重要加分项,使他获得了大量面试。最多的时候,他一周有20多个面试,平均每天就有4、5个。在那个时间段,他每天要向不同的人用同一套话术来推销自己,这样的面试强度远比上班还辛苦。

王小曾原本想尽快找到一个工作过渡一下,可多次面试下来王小曾发现了一个问题,德国的很多中小公司或创业公司习惯于先给应聘者发作业,如果作业合格才能继续面试环节。这些作业类似一个个小项目,完成需要一定的时间与精力。王小曾一周最多收到过10个作业,最少也有4、5个,每个作业都会给他一周的完成时间。他平常忙于找工作,仅有周末才能抽出精力去做这些累积的作业,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他最多只能完成2个,所以看似机会众多,实际能把握住的寥寥无几。

于是王小曾开始重新调整策略,放弃这些中小企业,将目标锁定在了那些不发作业,直接考算法题的大公司。经过精心的准备,他最终在11月斩获了三家大公司的offer,结束了一个半月的失业期。尽管因为身份问题,他直到2021年的1月才真正拿到工作许可,但找到工作终于可以让他松口气休息一下了。

我在德国成了“黑户”——一位程序员的坎坷移民路

柏林灯光节里的“勃兰登堡门”

王小曾在德国第一家公司的裁员经历并不常见,因为在德国如果成为了正式员工后,公司是很难轻易裁员的,如需必要也会提前三个月告知。虽然试用期裁员没有太多规定,但德国的公司也不会轻易这么做。王小曾的经历或许恰恰是疫情大环境下的一个特例。

回顾自己这一年的坎坷求职经历,他认为在哪里工作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可他并不后悔自己当初出国的决定。德国的生活虽然有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但他更加清楚自己想要未来生活的模样:不是突破生活的天花板,而是能拥有一个下限更高的保障。

我在德国成了“黑户”——一位程序员的坎坷移民路

王小曾跟柏林的同事在单位阳台聚餐

人物简介:王小曾2006年在长沙一家通信软件公司成为一名程序员,2010年在南京华为工作,2011年在长沙戴尔工作,2012年-2019年在上海先后为IBM、惠普等外企公司工作,2019年遭遇外企裁员,远赴德国Zalando公司工作,又经历了试用期裁员,2021年2月在德国开始了新的生活。

 

END

 

本文来自码客人生,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王小曾问答实录部分(彩 蛋)

码客人生:你是怎么进入程序员这一行业的呢?

王小曾:我大学是理论物理专业的,当时找工作特别不好找,毕业后要么继续考研深造,要么进学校当老师,这两者我都不喜欢。

我们本科的时候也有C语言的课程,曾经有一个信息课老师和我们说学好JAVA,毕业就能有5000元的工资,我们很多学长毕业后只能有1000、2000元的工资,所以大家都惊叹于程序员的高薪。我当时还看了许多关于比尔盖茨的介绍,就觉得如果我也当程序员或许未来也能像比尔盖茨那样走上人生巅峰。

2005年毕业后因为不是这个专业的,不好直接找对口工作,就在家待业蛮久的。2006年的时候我爸说让我考一个高级程序员的证,我当时准备了20多天拿下了这个证,并放在我的简历里,后来我就在长沙找到了一份不错的编程工作。当时互联网还没火起来呢,所以不存在什么996。我当时在长沙这样的二线城市一个月拿2800元的薪水,早九晚六,午休两个小时,日子过得挺舒服的。

码客人生:你为什么喜欢外企的工作呢?

王小曾:中国的许多大型外企是比较遵守劳动法的。

首先工作时间可以保证朝九晚六,双休不加班。一年还有十几天的年假,而且他们公积金特别高,可以给到10%,还有补充公积金。相对人性化吧。

而且外企的福利会比较好,经常给你洗牙卡等各种卡,过年过节的礼物等。还有因为我呆过的都是电脑公司,所以公司给你配备的电脑都是性能最强劲的工作站,最好的显示屏,在硬件方面会让你特别满意。

外企的文化氛围也会相对轻松,像我在戴尔上班的时候,万圣节公司会发南瓜,大家进行雕南瓜比赛,这在华为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在裁员方面,公司也会比较大方。我在惠普的时候,公司有一个裁员名额,当时只能裁掉一个进入公司一年的新人,后来公司给了他N+3的赔偿,还让他提前半个月不用干活,又白拿了半个月工资。我觉得还挺好的。

不过外企不好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薪资了,当时我在互联网公司的同学薪资是比我高50%的。

码客人生:你当时面试德国公司的流程是怎样的呢?

王小曾:我先在StackOverFlow上面投了简历,接到面试后其实和美国大厂的面试流程差不多。

一开始对方会给你发一个链接去做在线题目,其实就是几个编程的大题,和LeetCode差不多,三个题目只要通过两个就及格了。下一轮公司会安排一个面试官和你通过Google meet去共享屏幕,你需要安排出一下午的时间去做算法题,系统设计等。

然后还有团队的manager和HR会和你聊behavior question的问题,即行为问题,如你与同事产生冲突时你会如何处理问题,你做过的最有挑战的项目是什么等。我当时展现了自己乐于分享的优点,我会将一些好的工具或技术难题和团队分享。这点颇受对方欢迎。

码客人生:德国公司给你的待遇如何?

王小曾:德国公司给我的是一个总包的价格6.8万欧,比国内的待遇高,但扣掉税后就不高了,德国的税是很高的。同时德国的生活成本挺高的,比如吃饭,在柏林下馆子吃饭人均是20欧,换算成人民币就是140元。租房的话,价格从几百欧到一千欧都有,依据地段不同价格不同。想要详细了解柏林的生活成本可以去看
https://www.numbeo.com/cost-of-living/in/Berlin

我有移民的中国同事告诉我说,这些公司从中国、印度等地招人的时候,是知道大家都抱着移民的目的,所以他们会压低价格,不会给太高的待遇。可以把这些公司当做跳板,来德国后重新找工作。

码客人生:什么是ownership精神?

王小曾:比如说当我们的项目出了一些问题或其他部门的同事有什么问题来找我们时,这个时候你就要表现出主人翁的精神,主动跳出来说这个东西我知道,我来帮你解决一下,或者这个东西我可能不知道,但我帮你看一下该怎么解决。

当时我觉得许多东西我并不清楚,所以我没有主动站出来,我的上司在意的就是这个,没有把公司的事情当做自己家的事情。

码客人生:你对于德国的这次裁员经历有什么样的看法?

王小曾:我会觉得疫情增加了我的入职难度,同时我会认为这家公司没有一个好的onboarding,就是如何让一个新员工快速融入工作环境中。

我在中国远程办公的时候感到工作有两个难点,一个是要快速掌握两门新技术,熟悉新业务,另一个是与同事们有6小时的时差,在晚上12点才能下班。在我开展工作感到困难时,公司其实为我安排了一个同事来带我,但因为是远程办公,如果你不主动找他,他其实就不会搭理你,这与办公室的面对面的沟通相比,效果会差很多。

后来我在德国的表现依然不好,我可能觉得这个项目组不适合我,于是在裁员前曾考虑过部门转岗,但我的上司对我的评价其实也会影响转岗的事情。而且临近试用期结束,别的部门也不敢冒风险去接受一个不知根知底的新人。

裁员的经历其实给我带来了很不好的体验,同时年龄大了背负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我会开始尝试去做副业,如写博客,让自己的收入多元一些。

码客人生:蓝卡是什么?

王小曾:来德国工作可以申请普通签证或蓝卡,蓝卡是一种高级的签证。

蓝卡首先会要求你的工资水平达标,对不同行业的不同工种要求会不同,如程序员会要求年薪达到4.8万欧,这个要求其实并不高。第二点就是蓝卡要求你的教育背景是大学本科,你的学校需要在德国的网站上认证过,被他们认可。

蓝卡会有一些好处,比如普通签证转永居需要满五年,但是蓝卡仅需21个月就可以申请永居,但前提是你的德语要达到B1的水平,否则就需要33个月才可以申请永居。

蓝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我的配偶也可以在这边找工作。

码客人生:你如何看待面试中的小作业?

王小曾:我认为做这些小作业其实很不划算。

比如我花了许多时间做了一个作业,但你不知道这个作业到底要考察什么东西,如果我实现了其中的功能,对方可能又会说你这个测试不完整。

我还遇到过一种情况是有个公司招Node.js的职位,我说用javascript实现可不可以,我没有太多的TypeScript的经验,对方说没问题,你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实现。结果我做完后,他们把我拒掉了,理由就是我没有用要求的技术实现。这就是因为面试官和发作业的HR是两个人。

还有就是你最后能不能通过和面试官的心情关联很大,有时候沟通的怎么样可能比出题人到底想考你什么更重要。

码客人生:在你最艰难的时刻,是否后悔过当初出国的决定?

王小曾:后悔倒谈不上。从长远来看,对我个人而言这是必须的事情,比如担心当下的竞争环境和潜在的年龄歧视。如果遇到些坎坷,那就要努力克服了。

码客人生:不会说德语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困扰吗?

王小曾:不会。我现在的德语基本上就是零基础状态。因为柏林、慕尼黑等城市其实非常的国际化,英语是够用的。像我们这种科技公司,员工来自世界各地,只有一两个德国同事,平常沟通工作大家都是用英语。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去超市购物,我基本没什么场景需要用到德语。其实付钱也不需要什么德语。

码客人生:你现在的工作时间是怎样的?

王小曾:朝十晚六不加班。

码客人生:德国的工作量会比国内更轻松吗?

王小曾:我觉得是不多也不少,差不多。

主要的不同是国外注重流程,注重代码质量。比如我们这边的代码都是GitHub来管理的,日常做的东西都要提交到GitHub上,提交一个PR,即Pre-request。每个PR都需要同事来给你review,只有通过后,你的代码才能合进去,如果有意见就要再修改。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来来回回的沟通上,而不是说60%到80%的时间都在写代码。

码客人生:你会比较看重工作的哪些方面?

王小曾:除了收入,我比较在意团队氛围。我曾经有几次离职就是因为我认为不错的上司离开了。遇到一个好的团队是十分看运气的事情,它会影响你的工作状态。

码客人生:你对德国的职场文化有哪些认知?

王小曾:我会觉得东方人和西方人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做事更加含蓄。但在国外如果你不善于表达自己,你会很难获得职位的提升或同事的认可。像我的其他同事,他们会喜欢在不同的场合去积极表达一些意见,即使和老板发生冲突也会直言不讳。我觉得这在国外的职场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

很多程序员可能觉得自己选择做代码就是因为和机器交流比和人沟通更简单,但一个程序员需要去表达自己,更要去理解别人的需求。

每一个程序员还需要学会营销自己,建立国际影响力,比如你如果能在国际认可度高的编程网站,如GitHub,经营出比较火的开源项目,把这些经历放进你的简历里,会更容易给你带来工作机会。

码客人生:你喜欢德国的哪些方面?

王小曾:我比较欣赏德国法律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比如在德国租房一般签的是长期合同,不会因为房东对你不满意而把你随意赶出去。而且德国每年的租房价格涨幅是有严格规定的,不会恶意涨价。

德国的收入差距并不大,这是因为这边的人力成本很高。比如这边的外卖员一小时的收入是15欧,8小时就是120欧,折合人民币就是1000块钱。

德国很看重工作和生活分开,一般在周末,所有的商店是不开门的,外卖员也都是休息的。

德国的户口制度是即使你是租的房子,孩子也可以就近上学。

来源:至顶网码客人生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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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06/16

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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